石咏小心翼翼地接过来，隔着抹布托在手上细看，只见这只“颁瓟斝”并不大，与寻常茶盏差不多。盏底隐隐有三处突起，仿佛古时酒器的“足”，但这三足外观不显，只有触摸的时候才能感觉到。盏身则一侧微微收窄，刚好容两指握杯，仿佛酒器的“耳”。整个酒器的器型浑然天成，没有任何人工造作的痕迹。
这枚酒器上唯一的缺憾便是：颁瓟斝的器沿有一道半指宽、一指长的缺损。这大约是葫芦材质不耐长时间保存，又或是曾经遭遇过战乱或是搬迁，导致这颁瓟斝有这样一道瑕疵。石咏心里一声长叹：这真是太可惜了。
很明显，这道缺损并未影响整个古董的价值，即便如此，这只晋代流传至今的颁瓟斝依旧价值千金。只是石咏心里在大叫可惜——这毕竟不再是一只完整的器物，且因为这道缺损，失去了它最原本的功能：盛酒。
再细看，只见这只“颁瓟斝”的表面，镌刻着四个篆字：“石崇雅赏”。石咏见了少不了吃惊：他明明记得，该是“王恺珍玩”四字才对。这是怎么回事？
再细看，盏器旁边还有一排纤如毫发的小字，字又多，刻得又浅，加上多年来的把玩摩挲，字迹已经极不清晰。石咏费了好大力气才逐一看清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“元祐二年，眉州苏轼见正品于秘府，始信石王之争，王实无可与之争也。”
石咏辨清这一行小字，终于明白了这件器物的来历。
按照红楼原著中所记，妙玉所拥有的那只“颁瓟斝”上，刻着“王恺珍玩”四个字，又记着“元丰五年眉州苏轼见于秘府”的字样。
“元丰五年”是宋神宗年号，大约四五年之后，才是“元祐二年”。
所以，妙玉那只颁瓟斝，的确是王恺所拥有的珍品盛器，但却是一件“仿品”。
而他眼前的这一只，则是“石崇雅赏”的正品。这故事大致是王恺与石崇斗富，见到石崇家中这样一只精彩的葫芦器，回去也命人仿制了一只。元丰五年，苏轼曾在宫中见到过这只原属王恺的“颁瓟斝”，并为之惊艳，因此才会特为留字为念。
可是待到元祐二年，苏轼又在宫中见到了这只颁瓟斝“正品”，才有感而发，觉得“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”，待他两只颁瓟斝都见过之后，才深刻地认识到，原来王恺想与石崇斗富，根本就斗不起来，“仿品”与“正品”差得太远，所以苏轼才说王恺”实无可与之争”。
石咏对于石崇这个“本家”的种种传说相当熟悉，知道他是个西晋时候的大土豪。王恺则是西晋晋武帝的舅父。石崇与王恺这两人斗富时，王宅饭后用糖水洗锅，石宅便用蜡烛当柴烧；王恺命人做了四十里的紫丝布步障，石崇便跟着做五十里的锦步障；